《新观察家》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想起来要写这部杜拉斯传的？
劳尔·阿德勒：孩子死后，我悲痛欲绝。就在这时，我偶然翻看了《抵挡太平洋的堤坎》（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作品———译注）。这本书震憾了我，帮我走出了深井。于是我写信给玛格丽特，两天后她打电话来请我喝咖啡。
你们谈了些什么？
谈烹饪，谈酒，谈孩子，谈学校。但一点没谈文学。她喜欢聊天。杜拉斯身上有喜欢闲聊的一面。她也热中于政治。我们常见面。什么都谈。每部新书出版她都很担心。事实上，促成这部传记的，是弗朗索瓦·密特朗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写了一本关于他第二个七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书《告别之年》。一天，他11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想一起吃中饭。在饭桌上他问我：“关于我的题目你都写完了。现在准备写什么呀？”我告诉他准备写一本关于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传记。“那是个有趣的作家，”他说。“关于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我还什么都没跟你说呢！”于是，他向我解释了她在他的抵抗运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。她是1943年底靠近抵抗运动的。
您去了越南。玛格丽特的儿子让·马斯科洛允许您查阅存放在现代出版纪念馆的18盒未公开的档案。相反，您很少跟杜拉斯本人一道工作，她觉得一切都在她的作品中了。
确实是这样。但我想像历史学家那样工作。我通过电话跟玛格丽特交谈，直到她去世。我不能满足于她跟我说的或她想让我说的。档案盒里什么都有：各时期的书、买菜的收据、干花、共产党的传单……这些东西代表了一个方面。毫无疑问，我看见了一个不同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也看见了一个极为迷人的玛格丽特。我意识到她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巨大努力，为达到语言的纯洁而作出的努力。她在笔记本中一切都重新写过。她就像一个裁缝，像一个不断地修改作品的人。这是一幅美丽的世纪行程图。她没有她自称的那么顽强，且与金钱有一种病态的关系，但愿这些无损于她作品的价值。她的作品已与她的生命交融在一起。她最后甚至相信了自己的传奇，相信了她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。
胡小跃译自法国《新观察家》周刊1998年176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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